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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解放战争期间，我军的战士们英勇作战，创造了许多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，其中，广西围歼张淦兵团的战斗便是其中之一。
1949年10月，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在湖南衡宝战役中遭遇重创后，撤退至广西省（今广西壮族自治区）。白崇禧是桂系军阀的代表人物，广西是桂系统治多年的根基，他准备依托广西展开最后一搏。通过整合桂系的力量，他决心与解放军进行决战。如果胜利，能够收复广西、贵州和云南的遗局；如果失败，则准备撤退至海南岛保存实力。
桂系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和我军的正面交锋较少，因此其战斗力保持得相对完好。白崇禧在广西老巢内有着20多年的统治经验，此时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抉择，这使得解放广西成为我国大陆上全歼残敌的一场关键战斗。
展开剩余84%撤回广西后，白崇禧迅速集结了20万大军，其中张淦所率领的第三兵团是白崇禧部署中的重要力量。张淦，广西桂林人，早年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，长期在桂系军队服役，深得白崇禧的重用。第三兵团驻扎在廉江和陆川一带，这一地区是广西通往海南岛的战略通道。如果张淦兵团牢牢占住此地，解放军就难以在广西本土消灭白崇禧的二十万大军。若该兵团成功撤退至海南岛，后患无穷，白崇禧的阴谋将难以彻底消除。
为了聚歼张淦兵团，四野第43军128师382团负起了重要任务，他们通过长途奔袭，成功地用五块大洋让敌人带路，单兵力量便突破了敌军的防线，活捉了一个兵团司令部。
四野第43军128师382团在解放广州后不久，就接到了上级命令，前往广东与广西边境，参与围歼白崇禧的军队。382团到达广西苏立圩后正处于修整，突然接到紧急命令，要求立即前往距离数十公里外的博白城。原来，一位从博白城逃出的中学教师透露，白崇禧的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刚刚于前一日下午到达该城。经过进一步核实，我军俘虏的口供证实，张淦带领的仅是特务营与炮兵营，共计2000余人。
为了迅速行动，382团决定强行军前往博白城，目标是活捉张淦并彻底摧毁第三兵团指挥部。战士们迅速集结，准备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务。战士们脚步飞快，行进过程中，队伍从最初的一列纵队变成了四路纵队，再到八路纵队，大家竞相前进，急于赶到目标地点。尽管队伍疾行，战士们依然相互帮助，体力较好的帮助疲惫的战友，武器较轻的则为负重的同志分担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坚决不让任何一名战友掉队。
三营七连率先前行，经过两小时的急行军，成功行进了20多公里，突破敌军的防线，直插博白县城。当时已是夜晚，整个县城安静如常，大多数敌人沉浸在梦乡中，完全没料到解放军会如此迅速地到来。
三营七连的尖兵班悄然接近县城北门，守卫的敌兵误以为是自家军队退来的溃兵，便随意询问：“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”七连的战士们按照事先的计划，假称自己是十一兵团的部队，来协助张淦的军队。敌人没有怀疑，便放行让他们进入城内。
一进入县城，副连长卢福山心生一计，决定让敌人带路。卢福山高声呼喊：“弟兄们，快告诉我，张司令官在哪儿？”由于敌人显然不愿被叫醒，卢福山便许诺，谁带路就给五块大洋。话音刚落，敌兵们纷纷争先恐后地表示愿意带路。最终，卢福山挑选了一名自称熟悉张淦驻地的小个子士兵作为向导。
就这样，我军仅花费五块大洋，便顺利地在敌人带领下，快速逼近张淦的司令部。张淦的司令部设在县城的图书馆附近，哨兵们一开始并未警觉，直到卢福山等人试图进入时，才引起了敌方的怀疑。此时，一名敌方指挥官已经开始警觉，并试图组织反击，但我军凭借突袭的优势，很快制服了敌人的抵抗。
在图书馆内，敌军士兵试图进行坚守，展开激烈的反击。面对顽强的抵抗，我军并没有退缩，经过一番激烈战斗，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阵地，并俘虏了大量敌军，包括许多高级军官。张淦虽然深知局势危急，仍试图通过通讯求援，然而他的努力并未能改变局势。最终，张淦被发现藏身在床下，急忙试图逃避，我军迅速将其俘虏。
张淦被俘时情绪极为慌乱，身心剧烈颤抖，见到解放军首长时，他仍试图表现出高官风范，甚至为求生存提到周恩来的名字，希望能得到宽恕。解放军并未为难他，反而在俘虏政策上表现出宽厚，给予张淦军医治疗，并安排其休息。
此时，张淦深感解放军的迅速行动和诚意，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。他不仅称赞我军的作战效率，还主动向解放军提供了关于桂系军队布置的关键情报，甚至命令所属部队立即向我军投降，进一步瓦解了敌人的斗志。
最终，张淦的投降导致了他兵团的全面瓦解，我军顺利完成了聚歼任务。解放广西的战略大计也因此得以顺利推进，白崇禧依托海南岛进行对抗的计划彻底破灭。
这次战斗历时三十余天，382团的战士们行军数千里，参与了多个大小战斗，最终成功活捉张淦，摧毁了敌军指挥系统，歼灭了8000余敌人，为解放广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（来源：《解放广西：历史与辉煌》，《文史春秋》，2009年10月；《进军粤桂边博白捉张淦》，《广西党史》，2000年12月；《“飞鹰”抓“山鸡”——第382团活捉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张淦的回忆》，《政协玉林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. 玉林文史 第2辑 玉林解放与剿匪史料》，2000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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